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荣新江:法国汉学家沙畹和他的中国考古记

【编者按】
法国著名汉学家埃玛纽埃尔-爱德华·沙畹的《华北考古记》近日终于推出中文版。本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荣新江为该书所写序言,概述了沙畹在中国的实地考察以及重要的研究成果,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,标题为编者所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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埃玛纽埃尔-爱德华·沙畹

一个时代可以成就一批大师,而一批大师也缔造一个时代,学术界亦是如此。19世纪末20世纪初,中国的政治、社会、学术都处在巨大的变革之中,那是一个产生革命家、英雄和学术大师的时代。但是,由于中国当时在科学技术上的落后,在许多学术领域内,中国学者尚未涉足。西方学者反而先行一步,走进中国这片未开垦的土地,创造了学术辉煌。就在此时,法国从事汉学研究的年轻学者埃玛纽埃尔-爱德华·沙畹(Emmanuel Édouard Chavannes,以下简称“沙畹”),来到中国,以华北为中心,开始他的考古调查工作。
1889年1月,沙畹被法国外交部派往北京。那是他第一次来华,时年24岁。他的身份是法国驻华公使馆散编随员,可以自行安排研究计划,当时他打算全文翻译司马迁的《史记》,并调查两汉画像石,旁及历代碑铭和少数民族文字的碑刻资料。为此,1891年沙畹曾前往泰山考察,以印证《史记·封禅书》的记载。此行还促成了他对泰山祭祀活动和民间信仰的通盘研究,最后写成了《泰山:中国的一种祭祀志稿》(Le T’ai Chan, Essai de monographie d’un culte chinois,Paris:Ernest Leroux,1910)一书;同时他在泰安碑贾手中购买到武梁祠、孝堂山、刘家村的画像石和碑刻,构成了他另一本书的主要素材,即《中国两汉石刻》(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)。
经过四年的研究与考察,收获满满的沙畹在1893年1月回到巴黎,就任法兰西学院汉学讲席教授。1895开始,沙畹将已经翻译出来的《史记》的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(约原书的五分之三的篇幅)陆续出版。到1905年为止,共计出版五册。
1907年3月27日至1908年2月5日,沙畹再次来华做考古调查,他的范围更为广阔,但核心地区仍是华北。这次他先到辽宁奉天,考察清帝陵墓,然后寻访鸭绿江畔,考察了包括“好太王碑”在内的高句丽遗迹。然后他从北京到山东,重访泰山、曲阜;再转往开封、巩县、洛阳、登封,一路考察石窟,测量碑石,制作拓片,购买方志。然后沙畹西入陕西,调查西安碑林,走访唐朝帝陵,拜谒司马迁墓;再渡过黄河,进入山西,访五台山寺院,特别是对云冈石窟做了详细记录和拍照。沙畹此行,在中国同行的帮助,和他的俄国弟子阿列 克谢耶夫(V.M.Alekseev)的陪伴之下,拍摄了数以千计的照片,制作了上千张拓本,还记录了大量的笔记,取得丰硕的成果。沙畹知道这些资料的重要性,回国后即着手整理,编写《华北考古记》(Mission archéologique dans la Chine septentrionale)一书。1909年,他先将经过选择的照片刊布为《图版卷》(Planches)两册,计1793张图片,每张都标注题目和拍摄地点;在1913年和1915年,沙畹又分别出版了两册文字考释,即《汉代雕刻》(La sculpture à l’époque des Han)和《佛教雕刻》(La sculpture bouddhique),虽然文字没有囊括他全部的考察行程,但对武梁祠、孝堂山、嵩山三阙以及云冈、龙门石窟等最重要的遗址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和阐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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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华北考古记》插图

沙畹继承了他所景仰的司马迁“践行”的学术传统——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。他把实地的田野考察和书房里的潜心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,在做研究的过程中,同时到实地进行调查。与同时代的中国金石学家的“访碑录式”的专注于文本收集的方式不同,沙畹的实地调查依托于现代学术的考古学方法,不仅对碑刻本身做详细的测量和记录,同时对碑刻或古物所在的祠堂、墓地、周边环境等做仔细的考察和分析。再加上西方的照相技术和资金上的支持,沙畹的 《华北考古记》最终成为划时代的学术丰碑,他本人也由此成为汉学研究的一代大师。
沙畹的成就是欧洲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代产物。20世纪初,欧洲的考古学者们开始实地涉足并挺进陌生的地域进行考察与研究。沙畹以其学识和眼光,选择了华北作为考察重点;斯坦因(A. Stein)则选择以和田为中心的丝路南道,格伦威德尔(A. Grünwedel)选择吐鲁番为中心的丝路北道,伯希和(P.Pelliot)直奔敦煌,尽管他只看到一件敦煌藏经洞写经,不过,他们最终都通过实地的考古调查和随后整理而成的著作,成为各自领域内的学术高峰。沙畹选择中国学术最核心的华北、泰山、云冈、龙门,来实现自己的学术抱负,虽然与竞争更加激烈的新疆宝藏相比,他的考察似乎没有那么惹眼,但其学术意义丝毫不减。而且不应忽视的是,在如此繁忙与竞争的时期,沙畹在1903年应俄国皇家科学院之请,翻译出版了《西突厥史料》[Documents sur les Tou-Kiue (Turcs) occidentaux],此书成为西方研究中亚史的必备参考书;1910至1911年,他又应友人烈维(S.Lévi)的请求,翻译《选自汉文<大藏经>的五百寓言故事》(Cinq cents contes et apologues:extraits du Tripitaka chinois),分三卷出版;1911至1913年,他又与伯希和合撰长文《中国发现的一部摩尼教经典》(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,Journal Asiatique,10,1911,pp.499-617;11,1913,pp.99-199,261-395),此书成为摩尼教研究的奠基之作;1913年,沙畹又应斯坦因请求,考释出版了《斯坦因在新疆沙碛中所获汉文文书》(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,Oxford),这部著作堪称整理汉晋木简和西域出土文书典范。沙畹之伟大,正在于此。我曾给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沙畹汉学论著选译》写了一篇代序的文章,题为“沙畹著作的接受与期待”,在文中我对比冯承钧翻译的《西突厥史料》等边疆史地、求法僧行记等论著,指出支撑沙畹学术殿堂的几块巨大的基石还没有人翻译。可喜的是,中国画报出版社敦请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袁俊生先生,将此书全文译出,并利用现代排版技术将图片随文放置,便于学者使用。相信沙畹这部著作的中文译本的出版,对于两汉石刻、墓葬研究,以及云冈、龙门石窟原貌的追寻,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,其学术意义早有相关研究者从不同方面给予定位,在此我就不赘述了。
沙畹是我所敬佩的学者,为他著作的中文译本做序,我倍感荣幸。今承安平秋先生授意,中国画报出版社副总编齐丽华女史约请,不敢有违,因述沙畹此书之学术源流与学术价值,聊做序言。
荣新江 2020年2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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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华北考古记》(全四册),【法】埃玛纽埃尔-爱德华·沙畹/著 袁俊生/译,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5月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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